作为晚清最有影响力的翻译家之一，严复为中国思想界带来的财富难以衡量。他不仅是晚清“介绍西洋哲学的第一人”，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也不容小觑。

严复何以译“literature”为“美术”？

严复以翻译驰名中外，涉及众多学科。对文学研究者而言，尤应注意的当属《美术通诠》。1906—1907年，《寰球中国学生报》3—6期连载了这部署名为“英国倭斯弗著，候官严复译”的《美术通诠》，篇末署“未完”，但未见续译。《美术通诠》译自W.Basil Worsfold所著的On the Exercise of Judgment in Literature（《文学评论实距》）一书。这是严复唯一一部文学理论译（论）著，也可能是近代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著作。

最令人困惑的莫过于严复以“美术”对译“literature”。严复不仅以“美术”对译“literature”，还使用了“美术”“文”“文章”“文辞”“文词”“文字”等词，唯独却没有用“文学”。不仅如此，类似一词多译的现象还出现在对“art”“poetry”等词汇的翻译中。这种看似“混乱”的情形与严复过去翻译《天演论》时“一名之立，数月踟蹰”的态度似有天壤之别。然而，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严复对桐城文章理念的传承与追求。

严复受桐城派影响颇深，而桐城派向来推重韩愈“辞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的主张。严复对“literature”一词的翻译本大可采用“文章”“文辞”等更为现成、普遍的词汇，但作为一个以“雅”（出自桐城派理念“雅洁”“清真雅正”）来要求自己的翻译家、“古文”家，严复并不甘心采用这种看似平庸的译法；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在不同的语境下将其翻译成了“美术”“文章”“文辞”“文字”等词，甚至不译。在翻译精准与文字典雅之中，严复依据桐城传统选择了后者。他接受了吴汝纶“与其伤洁，毋宁失真”的建议，在“信”与“雅”之间明显偏向于后者。

严复之所以选择“美术”而非“文章”“文辞”来对译标题中的“literature”，同他的“节译”策略亦大有关联。倭斯弗全书主要谈文学批评的方法，其中第一章谈艺术，第二章讲文学，第三章谈西方古代文学理论，第四至八章谈的都是当时英语世界知名的作家、作品及理论主张。前三章才是严复最关心的内容；从第四章开始，严复对此没有多大兴趣，在他看来中国读者也未必关心，不作翻译也在情理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倭斯弗原书在当时是一本流行的文学理论著作，它曾多番重印，亦有外语译本。书中不仅谈及当时西方（特别是英国文学）各主要流派的观点，更渗透了西方美学与文学理论的通行见解。尤其是倭斯弗原书的前三章，综合体现了当时西方文学理论的主要观点，更兼顾一般意义上的美学阐述。这就令该书成为管窥西方文论乃至西方美学的枢纽，严复在标题中使用兼有艺术与文学双重含义的“美术”一词，也就比“文学”更为恰适。

以“美术”译“literature”，是严复文学观的一种宣言：文学是一种美的艺术。严复这一翻译也让文学意义下的“美术”得到了更多的接受者。在与西方思想的不断碰撞下，20世纪初汉语语境中的“美术”一词明确拥有了广义的“艺术”（对应“art”或“fine art”）以及狭义的“纯文学”（对应“belles-lettres”）的双重含义，而严复通过《美术通诠》这一译著参与到中国现代文学和艺术理念建构的进程之中。

当“修辞立诚”遇见西方美学：中西文论对话中的严复

《美术通诠》虽属译著，但严复在其中不仅扮演了译者的角色，还扮演了评注者的角色。他借倭斯弗的文本煞费苦心地提出了自己融会中西的文学观，并将其归结为“讬意写诚，是为美术”。“讬意写诚”既以严复自己的方式提炼了倭斯弗建立在黑格尔美学基础上的文学、艺术观点，又是对中国古典文论中“修辞立诚”观念的化用，使之得以发挥沟通中西文论的作用。

“讬意写诚”首次出现在严复翻译倭斯弗对艺术的定义中。他将原文中“Art then,i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real in its mental aspect”一句译为“美术者，以意象写物之真相者也”。不过，他还悄悄地在前面加上了一句自己提炼的话，即“美术者何？曰讬意写诚，是为美术”。“讬意写诚”中的“意”对应于主观，“诚”则指客观。严复用“主观”与“客观”这一组具有鲜明西方哲学色彩的术语，借题发挥地与自己给出的“意”与“诚”构成一组互文。

《美术通诠》中的黑格尔色彩似乎十分浓厚。在第一章开篇不久，便出现了“诗歌最上，营建最下”之说。黑格尔在其《美学》中提出了“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艺术类型依次发展的学说，但对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及诗歌等具体艺术门类的评价是相对辩证的。建筑虽然是象征型艺术的主要代表，但建筑这一门类中也存在着古典型和浪漫型建筑，他并没有对各种艺术门类作出明确的高下之分。借黑格尔之名而对它们作出价值高下判断的人其实是倭斯弗自己。为了凸显创意文学/诗歌的重要性，他有意地对黑格尔的理论作出了“曲解”，也导致《美术通诠》中的黑格尔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形。而他借黑格尔的美学理论强调诗歌是艺术的极致，实则深受以诗歌为中心的英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严复对黑格尔的接受也有自己的兴趣点，对西方政治、社会论述背后深远的哲学渊源极为关心。

在上述两方面的作用下，“严复所译倭斯弗著作中的黑格尔”实际上已经过多次阐释和变形，很难说是黑格尔思想的本来面目。然而，它也因此使一系列西方美学与西方文论的观点集结在“黑格尔”的名号下。严复的“讬意写诚”不再是对倭斯弗文学理论或黑格尔美学的简单移译，而是对西方文论整体面貌及其美学框架的概括提炼。他通过“讬意写诚”一方面关联了西方美学与文论，一方面又与中国文论中的“修辞立诚”、“文”“学”之分、“情”“理”之分联系起来，是在对黑格尔、倭斯弗观点提炼基础上的一种严复式再创造，也是其个人对文学、艺术思想的表达，具有沟通中西文论的价值。

“讬意写诚”这一说法出自《周易》中的“修辞立其诚”。严复对于“修辞立诚”也深有理解，并以其为“信、达、雅”翻译理念的理论基础。在《美术通诠》中，严复多次使用了“立诚”这一概念。桐城派相当看重“修辞立诚”，倾向于从修身养德的角度对其进行阐发。桐城派对“修辞立诚”的注重，深深体现在其文论的核心——“义法”说——之中。严复深受桐城派殿军吴汝纶的“古文”观影响，也很看重“义法”。这在严复译文中也有直接的继承，如将原文中的“rules”（规则）一词译为“义法”，就带有明显的桐城派色彩。而在涉及柏拉图文论的时候，倭斯弗指出柏拉图把文学、艺术视作道德的工具；严复更直接概括以“立诚载道”，径直在文中插入“移情之日深，而养德之日浅耳”的感叹，可谓是借西哲观点来发扬桐城派所力倡的德行文章合一。“讬意写诚”与“修辞立诚”虽然表述不同、对“立诚”方式的关注不同，但意图都在于强调“诚”（真实）对文学的重要性。

严复的“讬意写诚”为“修辞立诚”赋予了现代意涵，使得西方文论与美学在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进而得到新文化人的接受与认可。周作人的“夫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术也”即受到严复“讬意写诚”理念的影响，他借此表述证明小说是文学、艺术的一种，以提高小说文体的地位。文学革命中陈独秀、胡适等人以“立诚”“有物”来要求新文学，进一步突破了这些词语的传统文论意义。黑格尔的《美学》最终由桐城籍美学家朱光潜忠实地译为中文，为这段桐城派与黑格尔美学、西方文论的对话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情与理的对话：严复与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

严复之所以要翻译《美术通诠》，在译文案语中已有交代：

“复案：此节所言，中国为分久矣。于其前者谓之学人，于其后者谓之文人，而二者皆知言之选也。前以思理胜，后以感情胜；前之事资于问学，后之事资于才气；前之为物毗于礼，后之为物毗于乐。……斯宾塞尔曰：“渝民智者，必益其思理；厚民德者，必高其感情。”故美术者，教化之极高点也。而吾国之浅人，且以为无用而置之矣。”

倭斯弗指出了创意文学与非创意文学的不同，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使用“艺术”的方法，后者使用“科学”的方法。严复高度赞赏这一创意文学与非创意文学之分，将其与中国的“文”与“学”、“情”与“理”之分进行对应解读，借此指出中西文学观的不同：词曲、小说即倭斯弗所谓的创意文学，在中国不受重视，在西方则极受重视。他还进一步提出：中国的“文人”（以感情取胜）和“学人”（以思理取胜）之分也与“艺术”和“科学”之分相类。二者并没有孰高孰低，看个人的天分而培养；不管是文人还是学人，都有其长处。

倭斯弗的创意文学与非创意文学固然不能严格对应于中国的“文”与“学”，但严复意在借西人之语提高文学的地位。在他看来，中国长期以“学”压制“文”。倭斯弗强调了“美术”（文学）的重要性，而中国的浅薄之人还以为“美术”（文学）无用，因此倭斯弗之书亟须翻译成中文。这样，严复一方面加强了倭斯弗抬高文学地位的语气，一方面也有回护桐城文派之意。清代的汉学家常批评桐城文派浅薄无学，而桐城中人虽对此颇感不平，却回击乏力。严复借倭斯弗之言，强调文人与学人同样重要，对于当时学林轻视桐城文人的风气，无疑是有力的回击。他借倭斯弗的理论把“文”与“学”分开，体现其赋予文学独立性的主张，也体现了接近于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严复所强调的“文”与“学”之分，以“情”与“理”作为最重要的区分标准；但他并不主张把感情与思想理性完全对立起来，认为文学应当是情、理兼具的。

近代世界文学领域密集出现的文学与科学之分，是伴随着现代文学概念的构建而出现的。无论是袁枚、严复、刘师培、蒋智由，还是德·昆西、倭斯弗，又或严本善治、竹越三叉等各家，都意图以二分的方式划定文学的界限。就《美术通诠》底本所处的英语语境而言，“literature”一词之所以从包含阅读技巧、书籍特质、学问、知识、文法、修辞技巧等庞杂的意涵一步步窄化为现代“纯文学”的意涵，也是伴随着文艺复兴、浪漫主义思潮等思想的推动而完成的。深受英国浪漫主义影响的倭斯弗，看重的同样是文学的创意、想象力及审美愉悦，这些文学的现代要素被集中于“创意文学”的概念之中，已经体现了现代的“纯文学”观念，正合于今人威廉斯、伊格尔顿等对现代西方“纯文学”观念的概括。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中，文学的“感情”意涵却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早在1908年，周氏兄弟就在强调感情对于文学的重要性。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里，“感情”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其他纯文学要素。新文化人为了革除陈旧的“载道”文学传统，有意识地强化文学中感情的重要性，而审美、创意、想象力等与之关系不大的要素则被忽略。

如果说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文学现代性，那么它在晚清就已经开始萌芽，与现代文学强调感情的观点其实同出一脉。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与钱钟书的“载道”与“言志”之争也在这条脉络之中。近年来，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这一命题在海内外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成为热点。通过陈世骧、高友工、王德威等海外中国学者的梳理与解读，抒情传统成为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重要线索；但也遭到了龚鹏程、李春青等学者的质疑。抒情传统命题的背后是情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受此影响的不只是陈世骧，还有德·昆西、倭斯弗、太田善男、严复、刘师培……以“抒情”反“载道”传统，正是情理二分这条线索所引申出来的文学革命思想。

严复凭借其在晚清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力，在这一思维模式的传播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方浪漫主义以情感为重，倭斯弗的文学观念深受英国浪漫主义及唯美主义思想的影响，看重以情为主要特征的诗歌，与严复形成了对话。严复虽然也看重理，但他也接受了倭斯弗以文学陶冶性情的观念，在《美术通诠》中多次出现“怡情”“感人”等译语。他通过对倭斯弗创意文学与非创意文学之分的创造性解读，将其与中国文学中的“文人”与“学人”联系起来，提出了“情”与“理”的差异，为中西文论的对话创造了一个绝佳的平台。他沟通了自晚明以来的文坛与学界，为重视感情为特色的中国现代文论的建构提供了资源，至今依然有潜在的影响力。

结语

严复翻译的《美术通诠》为我们思考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路径，也展示了严复鲜为人知的文学理论修养及抱负，为我们纪念严复逝世百年提供了新的维度。作为严复唯一一部文学理论译著，它直接译自英语，这在大部分西方文学思想都借途日本辗转进入中国的晚清，是极为稀有的。它凭借严复在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力将西方现代的纯文学观念第一时间传入了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严复不仅扮演了译者的角色，更是有意识地提炼出“讬意写诚”的核心观念，将中国文论中的“修辞立诚”与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美学相沟通，为晚清以来中西文学理论的对话作了极好的示范。严复提出的“文人”与“学人”、“情”与“理”之分，很大程度上参与了现代中国纯文学观念的塑造。它一方面沟通了自晚明以来的“性灵”说，一方面又与西方浪漫主义所看重的文学“感情”要素密切相关。它和“知的文学”与“情的文学”、“美术”与“实学”、美文与实用文等许多现代热门概念相通，成为中国现代纯文学观念的重要资源。新文学中的“载道”与“言志”之争，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抒情传统”是否存在之争，都与此相关。不仅如此，《美术通诠》的翻译也对严复的文学思想产生了明显的触动，他一改过去轻视文学的态度，提出了古文辞不亡论。他还将文学视为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通过其所主持的出洋考试科目的设置、京师大学堂院系的调整，大大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严复以“美术”对译“literature”的背后，是一种沟通西方美学与中国古典文论的尝试，寄托着他对中国文学未来走向的期望；他有意识地参与了晚清以来以“美”与“情感”为核心的文学观念建构，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进程。

笔者按：原文刊登之后，笔者得知，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罗选民先生与其硕士生于蕾在2009年就已经发现了《美术通诠》的英文原著，于蕾2010年的硕士论文《译者可见性——严复〈美术通诠〉的个案研究》（未发表）已介绍了这一发现。古文孔壁、太璞荆山，受到学术搜索条件和学位论文公开情况的限制，笔者未能尽早了解到罗选民、于蕾二位学者的学术贡献。《美术通诠》英文原著的发现之功应归于他们。笔者于此特别说明并致歉。

文章来源：中国美术教育 网址: http://zgmsjy.400nongye.com/lunwen/itemid-545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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